世界文化遗产乐山大佛自唐贞元十九年建成以来，成为乐山乃至古巴蜀的一大文化标志。如此一尊大佛像为何于唐代中晚期建在古嘉州城郊？研究者有多种说法：或说如唐韦皋《大像碑记》云：“哀此习险，厥为天难。克其能仁，回彼造物。”是想用佛的神力来减杀水势，镇风涛；或说修大佛是为了“避沫水之害”，以利航运；或说是因为“佛教在该地区的深刻影响”，“是在唐代佛教造像运动的推动下凿造的。”（《乐山大佛与大佛文化》）这些说法或失之笼统，或失之浅显。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应从大佛开造的唐代和唐代之前的乐山历史文化尤其是宗教发展史说起。

 

    乐山的早期道教

 

    乐山在汉代为南安县地，属犍为郡,是中国道教的发祥地之一。大量的文献中可见到相关的记载：当时同为南安县地的洪雅、夹江、峨眉山与乐山古城区一样均是道教活动频繁的地区。早前的文献，如汉代刘向的《列仙传》载：“周成王时，有羌人葛由，好刻木为羊卖之。一日，骑木羊入蜀中，蜀中王候贵人追之，上绥山。随之者不复还，皆得仙道。” 绥山即二峨山，为峨眉三山之一。晋葛洪《抱朴子内篇》载：“昔黄帝到峨眉山，见天真皇人于玉堂，请问真一之道。”《魏书·释老志》中则有“授轩辕于峨眉”的记载。《抱朴子内篇》又载：“可以精思合作仙药者，有峨眉山、绥山,此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仙之人。” 上述记载说明峨眉山地区很早以来就是神仙传说之地，这自然为后来的道教发祥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到东汉时，张鲁于建安三年（公元198年）设“八品游治”，第一治即为峨眉治。再早的张道陵二十四治中，或有与峨眉山相关者：如本竹治“北有龙穴地道，道通峨眉山。”《太平寰宇记》载：“《周地图记》云：彭山县北四里有治水，西有系龙桥，仙人瞿君从峨眉山乘龙来往，以龙系桥。”则是说平盖治与峨眉山的关系。如此等等，均说明了峨眉山与道教有着深厚的渊源。

 

    张道陵所设二十四治，其中平冈治、主薄山（金釜山）在南安境内。《三洞珠囊》卷七引《二十四品治》下品八治载：“第五，平冈治。山在犍为南安县，去成都一百里。昔蜀郡人李阿于此山学道得仙，白日升仙也。”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载：“平冈化，在夹江县西十五里，本名平羌山。”又云：“化山在夹江县西三十里，李阿真人炼丹于此。”这个“化山”就是平羌化（治）山。宋张见几《金釜观记》载：“金釜山在(洪雅)县东南三十五里……即李阿真人炼丹之地。”可知著名道士李阿真人多活动于平冈山、金釜山。李阿创“李家道”，号称百岁翁，累世见之不老。是道教名师。《舆地纪胜》又载：“清凉山在龙游县(今乐山市中区北三十里)，李阿真人练于此。”李阿真人活动范围已及嘉州城郊了。

 

    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载：洪雅县“县之东南有金釜山，下临平羌江。古老相传，昔有主簿于此炼金丹，故曰金釜山，亦名主簿山。”《元丰九域志》载：“平羌山，道士常正一得道于此，丹灶履迹存焉。”这又是两个活动在同一区域的道士。

 

    在乐山，还有与张道陵相关的文献记载。如载张天师祖墓就在乐山城郊，《九域志》录《图经》云：“读书洞，在延祥观扬雄故宅，今玉皇殿前斗坛即墓也。”《舆地纪胜》载：“延祥观庭下有张辟疆墓，又有玉皇诏许真君符篆刻之石。”《三洞群仙录》引《仙传拾遗》：“嘉州开元观殿后有墟墓，此汉相留侯之后、辟疆之孙、天师之祖也。为南安太守，殁于郡而葬于此。”王家佑认为：“张陵祖的老祖宗张良好赤松子，就已经到了四川，他的叔祖葬在乐山。”（《瓦屋山道教文化》）

 

    西晋，犍为郡陈瑞自称天师。《华阳国志·大同志》载：“犍为民陈瑞自称天师，徒众约千百数。初以鬼道惑人，其道始用酒一斗，鱼一头，不奉他神。”甚至有奉其道的犍为民唐定官至巴郡太守。所以任乃强说：“则犍为一郡，晋时成为蜀中天师道徒之集中地区可知。”（《华阳国志校注图补》）

 

    到东晋，则有称为“得尸解之道，今有水仙伯”的郭璞在乌尤山注《尔雅》，在乐山城内凿八卦井等神异传说，并传说嘉州古城城址也为其卜占而定。晋《搜神记》又载当时的绥山：“山下立祠数十处”。道教之盛，由此可见。从汉晋崖墓石刻中，又能见到大量的道教文物，如西王母、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符图案，出土的神树等。如此等等，均可作为旁证。

 

    综上所述，晋以前，乐山一地是道教的发祥地之一,其后也一直是道教活动之地。

 

    乐山的早期佛教

 

    至于乐山佛教，多说始于东汉，或以峨眉山蒲翁采药得见普贤瑞相建初殿为据，或以麻浩崖墓石刻佛像为证。但峨眉山蒲翁之说，依佛学家周叔迦之言，“其实是宋人的附会”(《法苑谈丛》)；有崖墓佛像也只是孤立的一尊佛像。可知当时的乐山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应该具备的“佛、法、僧”三宝。麻浩、柿子湾崖墓佛像刻在本为西王母等神灵祥瑞所垄断的门楣之上，可知人们是把佛像当作了一位新的“洋神仙”，供奉它不过是希望死者能在它的引导帮助下进入昆仑仙界，位列仙班。（《乐山柿子湾崖墓画石刻研究》）

 

    或有说乐山的佛教始于西晋，最晚也是东晋。不过从西晋末始，北方六郡流民入蜀，乐山土著居民大量外徙，十不存一。十余万落的僚人入蜀后，乐山成为僚人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乐山县志》载：“由是吾邑青衣以北，沫水以西，沦没荒裔二百余年。”僚人“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与佛教无缘。故佛教在乐山无踪迹可寻。

 

    两晋南北朝或有僧人身影，也不过是过往行客。峨眉山名气虽大，在王羲之眼中，只是个“夏含霜雹”的奇山。《高僧传》载东晋名僧慧持399年入蜀布教，来之前“兼欲观瞻峨眉，振赐岷岫。”实际上是到成都就打住了，上峨眉山开建普贤寺纯粹后人的推论。而这之后的什么明果大师改乾明观为中峰寺，印度宝掌和尚到宝掌峰，尼泊尔僧阿里罗多修化成寺等等，都只能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

 

    乐山北周隋唐佛教

 

    西晋末，四川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僚人入蜀事件，今贵州一带的生活的十多万家僚人迁入四川，几乎遍布整个四川盆地，岷江、沱江中下游尤为密集，乐山一带完全成了僚人的天下。故民国《乐山县志》说：“吾邑青衣以北，沫水以西，沦没荒裔二百余年。”北周恢复了汉人的统治，但僚人依然在乐山生存，并保持其民族传统风俗信仰，到唐宋尚未完全汉化，岑参出守嘉州，还在《登凌云寺》诗中说：“尚以名宦拘，聿来夷僚乡。”居然说乐山是僚人蛮夷之地。《周书·僚传》载：僚人“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显然与道教信仰较为接近。

 

    此时的佛教，五通桥小道士观佛教造像，法国人色伽兰调查后说是北周时物，但现存佛像全是唐代所刻。犍为清水溪寺真觉寺佛殿宝顶有“大周五年造”题铭，（清《犍为县志》）但是“北周”还是“武周”尚难分辨。夹江千佛岩说始于隋，但最早题刻只是唐玄宗“先天元年（712）”。清人重修有碑说：“唐初邑之僧人梦佛于岩上”。专家言或许当始于唐初。（四川夹江千佛岩摩崖造像）乐山龙泓寺造像也有说始于隋者，但无碑可考，残存点点佛像又均不见隋风。所以此时乐山一带的佛教，直到唐初才有明确可靠的记载。

 

    说来说去，乐山佛教兴起的可靠年代还是在唐代初期。此时的峨眉山传说有茂真尊者与孙思邈“日游呼应，夜宿棋盘。”时当隋代。然而孙思邈为唐时人，且终生未曾入蜀。当时僧人史怀一等的活动，恐怕多半是在山外，有建于唐武德年间的峨眉城北的西坡寺可以为证。从李白“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看，峨眉山还只能认作道家仙山，而非释教佛国。

 

    据岑参诗，乌尤山开山祖师慧净上人始结茅，更晚到至德、乾元年间。因此，在凌云寺、乐山大佛之前乐山城内外并无佛教寺庙的记录。事实上凌云寺就是乐山城最早的佛教建筑。且后来建成的乐山大佛本身还是凌云寺的一部分，凌云寺是因有乐山大佛（包括大像阁）而得以称为“巨丽为西南第一”的。开凿乐山大佛的海通和尚是“江湖淮海，珍货毕至。”靠的是外人、外财；当地地方官吏则是勒束佛财，官吏如此心中无佛，只能就明社会上佛教影响力之弱。开凿长达90年之久，全是个胡子工程，同样也说明当时乐山佛教的社会基础极差，佛教在乐山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影响。

 

    乐山北周隋唐道教

 

    北周起，道教在乐山迅速发展，早于在唐初兴起的佛教。张君房载:“嘉州开元观，后周所创，本名弘明观。”是嘉州古城最早最著名的道观。

 

    隋末，官至嘉州太守的赵昱也是一个道教徒。宋人王銍《龙城录》等书载：赵昱本峨眉县人，其父精于医道。本人16岁就到青城山学道，学水遁剑术。后弃官到青城山修练。道士而做地方守官，对乐山的道教发展起何作用，可想而知。

 

    王象之《舆地纪胜》载：“天庆观，在府城之北，有铜钟一口，识云：大唐太和四年（公元809年）铸，重千斤。”唐《宣室志》载：“嘉州东十余里有东观，殿有石函一，相传为尹喜真人石函。”这个尹喜真人史载如下：“关令喜，字公文，周大夫。老子西游，喜见紫气来，知有真人当过，物而遮之，果得老子。”尹喜是道家重要人物。这些记载表明了道观分布在唐代已遍及乐山城内城外。

 

    《舆地纪胜》又载：“严真观，在平羌之南。汉严君平之故宅也。有严真渡，后立为观。”宋《新定九域志》载：“汉严君平祠。延祥观，至道三年赐额。”所记虽是宋代状况，但也可推及唐代。

 

    在峨眉山区，则有建于晋的乾明观，为四川最早的道观之一。唐代，则传孙思邈到峨眉山活动，见于《酉阳杂俎》。其书载：“玄宗幸蜀，梦孙思邈乞武都雄黄。乃命中使赍雄黄十斤，送于峨眉山顶上。”孙思邈到峨虽不可信，但玄宗之举则为实。《金石粹论》录《张尊师探玄碑》载：唐开元十四年唐玄宗“命选道门诸大德以进，征景龙观张探玄、峨眉王仙卿、青城赵仙甫。”可见峨眉山道教在全国的地位之高。

 

    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载；“第七洞天峨眉山，周回三百里，名灵陵太妙之天，在蜀嘉州，真人唐览治之。”《三皇经》载：“人天中有三十六洞天，兹为第七洞天。一名虚灵洞天，一名灵陵太妙洞庭湖天。”《云笈七签》卷二十七司马承祯《天地宫府图》载：“三十六小洞天”中峨眉山列为第七；所以，卿希泰认为：“峨眉山本属道教名山,被佛教占领当是宋代以后的事。”（《瓦屋山道教文化》）

 

    即便到了宋代，宋太宗重修峨眉山普贤殿，徐铉奉敕撰联却是：“天真皇人论道之地，楚狂接舆隐逸之乡。”全是道家人事。道教在峨眉山依然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李敬洵认为：“南北朝时期，道教在巴蜀地区仍然有着广泛的影响。入唐以后，道教仍然是巴蜀地区最有影响的宗教。”（《四川通志·第三册》）综上所述，盛唐以前，乐山一地，道教势力远盛于佛教。在这样的社会宗教背景下，为争得佛教在乐山的一席之地，承继中国南北朝以来开凿倚坐弥勒大像之风，乐山大佛才应运而生。